第二百九十四章：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

    天子的话音方，大殿内的气氛骤然紧绷，百官的态度立时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。
    朝堂之上的派系，远非籍贯所能简单划分，还有诸多归类的标准，否则大汉十三州早就分裂了。
    而如今在朝堂上，除了“朝廷”和“大朝廷”之别，最为显眼的派系之别便是“少壮派”和“耆老派”这两股势力（qí）。
    耆老派多是朝堂沉浮多年的老臣，行事作风难免沾染官场积习，加之岁月沉淀，年岁愈高，普遍求稳惧变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颇低。
    此刻多是眉头紧锁，面色凝重，显然对天子的提议并不赞同。
    与之相对的少壮派则显得更有朝气和锐意，眼神中也跃动着认同和崇敬的光芒。
    年轻的少壮派往往敢想敢干，对朝廷推行的新制接受度也更高，其中不少人对这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的年轻天子也多心存仰慕。
    听闻天子竟筹谋将寿陵建于秣陵以节约民力，不使劳民伤财，心中的第一反应便是天子无上仁德。
    方才朝臣们提出的镇压天子气方案，哪一条不是耗费巨大劳民伤财？
    而天子为了不劳民伤财，将本就要修的寿陵定在荒芜偏僻的秣陵，这如何不是无上的仁德呢？
    然而，即便是曾与天子并肩作战共抗今文学派的太常丞服虔，此刻也实在无法理解这惊人之想。
    服虔霍然起身离席，手持板笏，躬身向前，额角隐隐渗出汗珠，急切劝阻道：“国家，自太祖高皇帝以来，天子寿陵无不是择址于京师附近。岂能……岂能选在千里之外的秣陵啊！”
    “国家。”太常卿郑玄遥遥叹了口气，缓缓开口，道，“焉止是我太祖高皇帝之后，自两周以来天子寿陵皆定于都城近畿，非仅为恪守礼制，也是便于后世君主祭祀奉养。”
    郑玄的话语顿了顿，目光恳切地望向天子，他也无法理解天子这般奇思妙想，但与服虔不同，他的忧虑显然比服虔更深一层，不仅着眼于礼法，更牵挂着实际可能带来的负担，道：“譬如去岁，国家向世祖光武皇帝行献俘大典。若世祖陵寝远在扬州，国家岂不是要兴师动众，千里迢迢奔赴扬州？如此，岂非反增劳费，更伤民力？”
    刘辩看着二人，心中了然。
    他能理解郑玄和服虔二人的劝谏，维护礼法本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因此他并不会因此而恼，不过这也是他如此敬重郑玄的缘由。
    “康成公方是真正的‘儒’。”
    刘辩着，竟亲自走下陛阶，来到郑玄面前，伸手稳稳扶住这位正欲俯身再谏的老臣，不待郑玄反应，刘辩已挽起他的臂膀，拉着他便向陛阶旁走去。
    郑玄猝不及防，被刘辩拉着，竟被按着坐了下来！
    他惊得几乎弹起，好似这陛阶烫屁股似的，却被刘辩的手死死按住，一手按着郑玄的肩膀，一手指向他，目光扫过群臣，道：“尔等开口闭口皆是礼法如何如何，唯有康成公心中所思所虑，皆是百姓疾苦！”
    “子曰：‘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’若是为了维护礼法，而行不仁之事，那礼法还有何意义呢？”
    刘辩这番话，算是堵住了那些仅以“不合礼法”为由的劝谏。
    两汉虽儒家学问分裂为今古文学派，也有着杂七杂八的弊病，但相较于后世那僵化歪曲得甚至畸形的儒学而言，还是相对开明与务实的。
    “况且，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？”
    “子曰：‘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’。”
    “如今朕愿意施行仁政，节约民力，对礼法稍作损益又有何妨？”
    刘辩虽未曾参与过儒家士人们的辩经活动，但为了将寿陵选址定于秣陵，他实实在在地在东观查阅了大量典籍。
    与过往由心腹臣子代为辩经不同，寿陵选址之事，许多支持的核心理由不当由臣子代为言，譬如方才他决定修寿陵于秣陵镇压天子气。
    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了天子气，那是国祚兴衰的大事，天子本人能宣之于口，谁敢妄言提出将寿陵修建在秣陵镇压天子气呢？
    “至于康成公所虑后世祭祀之事，”刘辩嘴角噙着一抹温和却豁达的笑意，道，“太祖高皇帝的长陵远在西都长安，朕也未曾亲临，皆在雒阳的高帝庙中祭祀。同理，朕又何需后人远赴扬州祭拜？”
    刘辩神情洒脱，仿佛全然不在意身后虚名般，朗声笑道：“后世儿孙即便不祭祀朕，断了朕的血食供养，只要大汉国祚绵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，于朕而言，便已足矣！”
    即便是郑玄这般儒家士人中最为开明通达者，也不禁愕然，他也未曾料到，天子竟对祭祀血食这等被视为头等大事的问题，也看得如此通透超然。
    许多事，着容易做着难。
    生死之念，血食之重，常人尚且难以放下，何况一国之君？
    昔年孝武皇帝早年也曾讥讽秦始皇轻信方士求仙问药，末了自己却深陷其中，晚年虽下《轮台罪己诏》反思“向时愚惑，为方士所欺”，却依旧难舍长生之念，宠幸方士炼丹服药。
    这祭祀之事，这仁德之行，亦是如此。
    三代以来，多少君王自幼习读“仁德”经义，执政后亦口称“仁德”，然其行其政又如何？
    《古文尚书》有云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
    《左氏春秋》亦言：“非知之实难，将在行之。”
    终究是知易行难。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圣天子，却是在身体力行。
    郑玄肃然起身，整理衣冠，向着天子庄重地深深一揖。
    果然是不世出的圣天子！
    所思所想，皆系于大汉江山与万民福祉。
    与天子的格局胸襟相比，他郑康成方才的顾虑，当真是太过狭隘了。
    只是，随着思绪翻涌发散，郑玄脑中陡然间有一道灵光闪过。
    “知”与“行”？
    这两个字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，在郑玄的脑海中骤然荡开涟漪。